西塘听雨

　　上卷
　　老子曰：“……正言其反。”
　　孔子曰：“执其两端，……”
　　大师曰：“总其二者，即为任何事物、任何道理都要观察得准确、深邃，于其矛盾中得其统一和谐，方能把握住事物、道理的真谛。凡能于相辅相成间恰到好处而立者遂大成矣。”
博爱之智仁。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可也。”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程颡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非已也。”
　　仁即平等：“物我一体无彼此之界……物即己而己即物。”
　　仁即创造。“仁”字望文生意，故其发—为恻隐，为善恶为辞让，‘为是非’。”朱熹如是说。
　　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也是仁。是以，孔子曰：“力行近乎仁，”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再云：“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大师曰：“仁，集真善美，去假恶丑之完美人格德行矣。”

　　“小国寡民，圣德之世，自由社会，桃花源……都是和平安宁无战争的天下一家大同世界的乌托邦。”大师说：“其实要克服社会制度的缺陷就在于克服人类德行的缺点。”
大师又说：“社会是人类的社会，人类都是社会中的一份子。倘人类都克服了虚假、自私、占有欲、卑鄙等等缺点，那么这样的社会必定是完美且理想的。”
　　大师接着说：“只不过，人类的这些缺点几乎不可能完全克服，所以完全完美理想的社会几乎不可能产生。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下卷　 一

　　一加一减一乘一除一得一。任何事物都如这般循环不止，生生不息。数字本是表现事物最外在、最直观的符号。佛祖说：“成------。在于人，是生老病死，在与花便是萌欣盛枯的……无一例外。道便是串连这一条条的内在线索，亦是包容这些变化的外在形式。是谓大化流--，生衍变迁。一切的事物都顺道自然而生而息，无生无息。改变的只是外相，内质却是永远不易，因为道永远不变。

　　二
　　至纯至真至善至美至自然。无价的未必是无瑕，纵然有暇亦是真实的。玉者，温文尔雅，是为最美丽之物自然生成，即便雕琢也是顺其自然，适到好处，让人不以雕琢为雕琢，而以雕琢为自然，若是自然雕琢而无须雕琢方显自然者，更是无上妙佳。混沌之道。
　　至纯必定至真，至真必定至善，至善必定至美，反之亦然。其理显易，是故道之存。这本身便是至纯、至真、至善、至美，至自然的。至纯、至真、至善、至美、至自然即是道。

　　三
　　博极群书，是称大儒。一人立于其间，且不论做的行当，哪般差事，能广博遍采于心，其心智不竭，生意不绝。博众家之精华作为一己所用，必然将跃于众家之上，成众家莫能成之大事巨业。
　　博如撒网捕鱼，收之甚多，却难免力不从心。毕竟人之精力时间极为有限，如此便须精，精如入林狩猎，好兔射兔，喜狐击狐，心中有的，必有所得。博者广也，精者深也。
　　即博且精，便欲通。通者凌乎于精深博大之上，于博精外独辟蹊径，自得自然造化。如能通，便已通大道。
道，大通者是也。

 

　　1900年8月23日，一颗搅动世界和自己的骚动不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此人就是日后震世骇俗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

　　2000年8月23日，是尼采逝世100周年，希腊哲人说：有人是死后方生。尼采生前的影响只局限在欧洲几个小国不大的学术圈子里，因此尼采总是抱怨世人不理解他的哲学，他不无遗憾却又颇为自负地说：

　　到了2003年世人才能理解他的学说的魅力和震颤力。

　　世人的对新学说的耐力和抵抗力大大超过了尼采的想像，在他撒手人寰后不久，他的学说和震世骇俗的口号，如“重估一切价值”、“上帝死了”就不胫而走，“一个幽灵，一个尼采的幽灵不仅在欧洲游荡，而且跨越大洋在亚洲和古老的中国游荡，至今魂不守舍，在世纪长河里游荡。”在一个世纪漫长的岁月里，对尼采的毁誉也随着纷纭的战火和如火如荼的政治风云而几经沉浮。从欧洲第一个评说尼采思想的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乔治·勃兰兑斯到德国存在主义大师卡尔·雅斯贝尔斯，从尼采挚爱的女友露·莎乐美到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吉尔·德勒兹，都裹胁其中，难以自拔。

　　一位大师这样说：如果说康德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通往古典哲学的桥，那么尼采则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通往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桥。

　　尼采说伟人因为被人误解方才成为伟人。尼采的生平及其学说被人歪曲误解要超过尼采本人的想像力：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士兵经常在战壕里捧读的“圣经”就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法西斯的元凶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公开声称是尼采的信徒，希特勒朝拜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尼采，两次朝拜尼采档案馆并亲自从私囊里拿钱向尼采档案馆捐款；墨索里尼致信给尼采的妹妹称：“尼采是他最喜爱和最崇拜的哲学家”，并为尼采档案馆捐款。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魏玛，查封了尼采档案馆，宣布尼采的思想是“法西斯学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世人对尼采毁誉有加，大起大落。在纳粹眼里，尼采是军国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尼采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在固守传统人的眼里，尼采是一个破坏者，他主张用锤子敲碎一切偶像和传统；在虔诚的宗教人士眼里，尼采是一个危险的离经叛道者；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传统的形而上学在尼采那里终结了。

　　谁为尼采学说披上法西斯主义的外衣，谁是制造尼采成为“法西斯圣人”的始作俑者？《尼采兄妹——一场德国悲剧》一书第一次详细揭开了尼采被法西斯主义化的内幕，作者是美国著名尼采思想研究专家彼得斯，他不辞辛苦多次到德国各档案馆查阅尼采的所有档案，经多方努力查阅了当时尚在冰封的尼采档案馆，并走访尼采到过的所有地方，花了20余年的时间才写成此书。彼得斯用报告文学的书写方式生动记述了尼采生平与恋情、写作与发疯，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尼采如何乘尼采发疯之际，利用、窜改、歪曲尼采及其思想，并极力和希特勒靠近，使尼采成为法西斯的“思想圣人”；为此，德国纳粹报纸把伊丽莎白·尼采称为“欧罗巴第一女性”，希特勒亲临她的葬礼并为她献花致哀。

　　该书在美国出版之后，影响甚大，多次再版；德国人对此书非常重视，特意购买德文版权，并请作者彼得斯亲自译成德文，中文版根据德文版译出，并配上尼采及其妹妹的60余幅珍贵图片，很多照片在国内是首次发表。本书图文并茂地展示、讲述了尼采及其身后40多年所发生的鲜为人知、大悲大喜的传奇故事。

 

 

                                      

　　人们常在二难之境中耗费时间与精力，即所谓鱼与熊掌总想兼得。这就需要选择。

　　选择，就是权衡，就是掂量，不免有些自私，有些功利，但却是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是傻瓜都懂的道理。问题的难点在于：利与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比如对“快乐”的追求，是人类共性（岂止人类）；而什么才是快乐，怎样才能快乐，则各有不同。

　　我想，人生之乐，宗其大端，不外乎三类。

　　其一：神仙之乐。

　　超凡脱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骄骄于富贵，不戚戚与于贫贱，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到无求品自高。这种精神贵族的潇洒，令人出神入化。

　　其二：俗人之乐。

　　从俗亦好。没有“琴棋书画诗酒花”，就去醉心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安贫乐富，甘于平庸，轻轻松松而又忙忙碌碌。

　　其三：小人之乐。

　　一切以利为轴心，惟利是图，既无道德约束，也无礼法规范，更无良心负荷，无所顾忌，也活得个彻头彻尾，逍遥自在。

　　比较麻烦的是面面都想兼顾，鱼与熊掌都想要。

　　要清高，要操守，也难脱物欲，天上人间全不舍；君子要当，俗人也做。从封建社会的“士”，到当今时代的文化人，读书人，多少人囿于其中，徘徊困惑，难以解脱。

　　其实，这是必然的。

　　首先，谁都不是社会的绝缘体，不能断绝人间烟火，所以，神仙之乐虽好，却难以达到；即使能够达到，也会脱离现实，高处不胜寒。

　　其次是俗人之乐，虽然不失为退求之策，但是，庸碌无为，难有进取，有见识，有品位的人，对之不屑。

　　至于小人之乐，对正直的人来说，既难为，又不齿于于为。

　　经过上述排除，剩下的，只好在高与俗的夹缝中寻求出路了。

　　人们惯于坐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不如洁身自好，同流不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不具备兼济天下的主客观条件，就不如去独善其身。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的灵魂都未拯救，何以去安邦定国、普渡众生呢。

 

                                      

　　智者，总是享受着自己的生命，享受着自己的闲暇时间；而那些愚不可耐得人总是害怕空闲，害怕空闲带给自己的无聊，所以总是给自己找些低级趣味的游戏，给自己一点暂时的快感。

　　理智有时似乎可以引导意志，但是仅仅象一个想到引导他的主人而已；意志是一个勇猛强壮的瞎子，他背负着一个能给他指路的亮眼的瘸子。

　　我们并不是因为发现了欲求某个事物的种种理由才去欲求这个事物，而是因为欲求某个事物采取寻找欲求它的种种理由。……所以逻辑是无用的，没有人靠逻辑说服任何人；连逻辑学家也只是把逻辑作为收入的一个来源而已。

　　疲劳象疼痛一样，它的位置在大脑；与大脑不联结的肌肉（如心脏）决不会疲劳。

　　意志就是求生意志，它永久的敌人是死亡。……它能用生殖的策略和牺牲生殖来击败死亡。……生殖是一切生物体的最终目的和最强烈的本能。

　　世上的每一朵玫瑰花都是有刺，如果因为怕扎手，就此舍之，那么你永远也不能得到玫瑰芬芳。

　　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互相靠得太近，会觉得刺痛；彼此离得太远，却又会感觉寒冷；人是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过活。

　　因为热情依靠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把只对种族有价值的东西认为对个人也有价值，所以在达到种族的目的之后，造化的骗术必然消失。个体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种族欺骗的对象。

　　种族的事务，即受精一旦完成，对每个动物而言，接踵而来的是一切能力瞬息的涸竭和衰竭，对大多数昆虫而言，甚至继之以迅速的死亡。

　　一个众人和万物都不曾在他眼里时时显得仅仅是幻象或幻影的人，是没有哲学才能的。

　　肉欲熄灭时，生命的内核也就消逝了，只剩下空壳了。

　　事物本身是不变的，变的只是人的感觉！

　　做学问是目的不是手段。

　　劣书是损害我们精神思想的毒药。

　　人一生要做的两件事就是防患于未然和豁达大度。前者是为了使他避免遭受痛苦和损失，后者是为了避免纷争和冲突。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人们为一个人的死亡感到恐惧和悲伤，因为死亡意味着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将无法再去经历感受，将会对一切失去感知，活着的时候发生的一切将会归化为零！

　　一个人照镜子时，永远不会以陌生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他的自我意识只会不停地低声提醒自己:'我看到的不是另一个自我，而是我的自我。

　　“所有的爱恋激情，无论其摆出一副如何高雅飘渺、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都只是植根于性欲之中”、“这种强劲的动力，仅次于对自身生命的爱”。

　　小人常为伟人的缺点或过失得意。

　　在文学中，有无数的坏书，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谷物，使它们枯死。它们原是为贪图金钱，营求官职而写作，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神，使他们不能读好书、做高尚的事情。因此，它们不但无益，而且为害甚大。

　　一个人能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

　　我们的不幸往往由于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我们做事之初喜欢抱着一种信念:我们一定能在世间找到某种幸福。

　　如果我们怀疑一个人说谎，我们就应该假装相信他，因为他会变得愈来愈神勇而有自信，并更大胆地说谎，最后会自己揭开自己的面具。

　　读书是让别人在我们的脑海里跑马；思考，则是自己跑马。

　　等待，是偷懒的藉口，怠惰的推托。

　　友谊就好像传说中的海怪，大家绘声绘影，可是却仍有待证实。想要拥有一位如圣经所言比亲兄弟更亲的朋友，可能比一睹尼斯海怪的身影还难呢！

　　如果生是梦、死是醒，那麼我把自己看成是——从两者之外被个别划分出来的存在。事实上，这也不外乎是梦幻。

　　人生最初的四十年会给我们教科书，而后的三十年是对教科书给予注解。

　　时间对善用者亲切。

　　普通人耗神於如何打发时间；精干的人却耗神於如何有效利用时间。

　　“美”是高级的“善”，创造“美”是最高级的乐趣。

　　欲望是人的痛苦根源，因为欲望永不能被满足。我们离理相越远，自然就会离欲望越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迷失在理想与欲望之中，将欲望的东西当作理想，这是因为它们有时实在太近，近到只有一线之隔。或者说欲望是感性的，而理想是理性的。

　　人生就是痛苦，我们可以把痛苦转化成幸福。

　　人生就是一场苦难。

　　时间是无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为了用有限的时间去抗衡无限的时间而采取了繁殖这一手段，让自己的生命时间得以延续。这是人类繁殖的本能。

　　哲学的起点是死亡。

　　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

　　欲望过于剧烈和强烈，就不再仅仅是对自己存在的肯定，相反会进而否定或取消别人的生存。

　　人类彻头彻尾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

　　风格是心灵的外观。

 

　　　　　　　　　　　　　　　　　　      ● 陈嘉映

　　

　　今天，给我的题目是德国哲学。在我们学西方哲学的人看起来，德国哲学或德语哲学至少占了近现代哲学的一半。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直到叔本华、马克思、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这些哲学家都被认作是头等重要的哲学家。我们缩小范围，只讲古典时期，从康德到黑格尔。即使如此，题目还是太大，尤其是太深。所以我想还是讲些一般性的，讲讲德国古典哲学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意义。

　　

　　德国的第一个重要的哲学是莱布尼兹（1646－1716）。他是德国人，也是哲学家，叫他“德国哲学家”当然错不了，不过应当说，莱布尼茨属于欧洲而不是属于德国。实际上他的大部分著作是用拉丁文和法文发表的。当时欧洲的格局就是这样的，民族还没有费希特后来强调的那种强烈意义。各国王室之间的联姻，各国贵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各国文人之间的联系，多于一片国土之内各阶层之间的联系。新教和天主教斗争，往往比国家间的斗争更重要。莱布尼兹属于欧洲，还因为他受到德国思想的影响很小，因为在莱布尼兹成长时，德国没有什么哲学，那时的文明地带主要在法国、英国以及荷兰。当然再早是在意大利。在德意志这块土地上，是几百个小公国，都住了些农民，科学不发达，文化也很落后。莱布尼兹本人虽然在德国大学受的教育，拿的博士，但25岁时就来到巴黎，并曾访问英国和荷兰，这期间他结识了很多重要人物，如哲学家Malebranche，神学家Arnauld，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还有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为世所知的成就，差不多都是他在西欧的时候做出来的，他发明了一种计算器，比帕斯卡尔所发明的更进一步，能作开方，因此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微积分也是这个时期发明的。回国后，他写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多半是用法文和拉丁文写的，因为当时德国人没文化，高深的哲学和科学没什么人读，读者都在西欧呢。不过，莱布尼兹当时对欧洲的影响也很有限。当时，整个德国文化就没有什么影响，当时英法和德国间有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文化是从西往东流，从英法往德国流，不会有英法人到德国去寻找学问。莱布尼兹和牛顿晚年时为了微积分的发明权打了一场臭名昭著的官司，后人经过细密的考证，确认他们是各自发明各自的。而且莱布尼兹设计的符号比较好，我们现在使用的微积分符号基本上是从莱布尼兹这一路传下来的。可是当时人们觉得在德国这个地方，怎么能有人来和牛顿争呢？于是都对莱布尼兹印象很坏，乃至后来他的恩主汉诺威的Brunswick公爵到英国去当国王乔治一世，却没有带着他去，怕英国人反感。莱布尼兹当时在汉诺威当图书馆馆长，知识广博思想深刻成就巨大，但当时对世界上影响不大。当然后世的看法不同了，我们现在都知道莱布尼兹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莱布尼兹之后，有一个沃尔夫学派，沃尔夫比莱布尼兹小30岁，自认莱布尼兹为老师，这个由他创造的沃尔夫学派被认为是一个折衷主义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把莱布尼兹的哲学变成了一种四平八稳的教科书体系，统治德国一直统治到康德出现。在沃尔夫学派统治德国的几十年中，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思想家出现。

　　

　　下面这一段德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我想用歌德的两个年代来标识。一是歌德21岁的时候，1770年的狂飙突进运动，另一个是歌德去世的年代，1832年。这六十年是德国文化的全盛期。

　　

　　Der Sturm und Drang是德国的一个重大的文化运动，主要的参与者有歌德、赫尔德尔、克令格尔、楞茨这样一大批人，其中最最重要的、今天我们仍然人人都知道的，肯定是歌德和赫尔德尔。狂飚突进主要是个文学运动，不是今天要讲的内容，我只想讲一讲到1770年时德国的文化状况就是什么样的。从莱布尼兹传下来，德国文化界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人物，但有两个人肯定要除外，一个是莱辛，一个是康德。康德那一年46岁，但还是一个远居边陲不为人知的教授，还要等11年才写成并发表他的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1770年以前这一段，莱辛是德国文坛中唯一比较重要的人物，那年他41岁，已经发表了《寓言》、《拉奥孔》、《汉堡剧评》、《军人之福》，马上要发表《迦绿蒂》和《智者纳旦》。莱辛对狂飙突进运动影响甚深，但自己已经不是狂飙突进的年龄了。这个运动是由一些很年轻的人折腾起来的。领导这场运动的是赫尔德尔，那年才26岁。歌德那一年是21岁——都是像你们这样年龄的一群小伙子。赫尔德尔的《论语言的体系》，歌德的《冯.伯利欣根》、《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都是紧接者1770年写成的。

　　

　　不过我挑选1770年作为一个标志，不只因为这一年掀起了狂飙突进运动。这实在是德国文化史上一个奇特的年头。贝多芬、黑格尔、荷尔德林都出生在这一年，他们三个，在很多眼里，一个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一个是重要的哲学家，一个是最出色的诗人。拿破仑是在头一年出生的，不消说，那也是个顶重要的人物，实际上很多人认为他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个人。拿破仑本人和整个法国大革命，对德国古典时期的思想精神状态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还可以提到好多名字，费希特、洪堡特、大小史雷格尔、诺瓦利斯、谢林，这些也都是世界历史人物，也都是在1770年前后出生的。从1770年到歌德谢世的1832年，在德国形成了一个文化场，造就了文学、哲学、音乐等诸方面的全盛期。

　　

　　我选了歌德一生中的两个年头来作标志，这当然因为歌德是那个时代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那个时代，老天爷真的不拘一格降天才，世界文明史上少有这样伟大的时代，我们这些研读世界文明史的人，说起这样的时代，禁不住砰砰然而向往之，这和我们这种时代出几个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完全是两个世界。当然，认真说，这些人物不是碰巧先后出生，他们互相结识，互相影响，合作、争论、冲突。而在那个一个个天才横空出世的年代里，歌德仍然是领袖群伦的人物。莫扎特比歌德小7岁，歌德少年时候曾出席神童莫扎特的演奏会。歌德和席勒的关系格外密切。贝多芬曾是歌德的崇拜者，后来又和歌德闹翻。黑格尔奉歌德为德国的精神之父。歌德曾夸奖过叔本华的博士论文，叔本华十分感激，因为当时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个后生。海涅成名后曾拜会歌德，把他看作奥林匹克山上的神明。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中曾有记载。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曾与歌德有亲身交往。特别值得一谈的是歌德与席勒。两个人有深厚的友谊，有过十年之久的合作，但也有疏远的时候，内心的不快。席勒比歌德小十岁，他当时在德国诗坛的地位也很高。歌德虽然是文化界的主导人物，但他的性格非常平衡，对于很多热情洋溢的青年人来说，平衡得太极端了。席勒呢，理想主义色彩浓重得多，有不少年轻人特别推崇席勒，多多少少也是以此对抗歌德。

　　

　　我们再来看看1832年歌德去世的时候，那时康德和席勒已经去世近30年了，贝多芬和黑格尔也已去世，施莱尔马赫，还有洪堡，柏林大学的创造者，在此后两二三年后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叔本华虽然正在盛年（44岁），但默默无闻，要等到另一个时代来欣赏他的见解。我们再看看新生的一代，歌德去世时，马克思已经是个能读书，在思考的小伙子了，尼采还没出生。这两个人对本世纪思想的影响极大，但他们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古典全盛时期就是歌德所代表的那个时期，《浮士德》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集大成者。大约随着歌德去世，这个时代结束了。

　　

　　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年代大致也就是这一时期，德国文化的全盛时期。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发表在1781，它标志着德国哲学的开始。在那之前有莱布尼兹，我上面说了，莱布尼兹更多是属于欧洲的，而不是属于德国的。除了莱布尼兹-沃尔夫的哲学，对德国思想发生较大影响的另外一支哲学是斯宾诺莎的思想。斯宾诺莎主义在德国的影响特别重，比笛卡尔重得多，赫尔德尔、歌德、费希特都曾信奉斯宾诺莎主义。它总体上也是一个唯理主义体系，但其中有一种近乎宿命的崇高精神特别能打动德国人的感受方式。

　　

　　康德早的时候也是在沃尔夫学派中长起来的，后来受了英国的休漠的影响。从洛克经贝克莱到休谟，大致有一条比较清楚的路线，所谓“英国的感觉论”。洛克说，所有外物都通过感觉到达心灵。贝克莱说，既然所有的知识都经过感觉才到来，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定在感觉之外还有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感觉之外的方法来确定它。一块石头，我看见它是白的，它在我的感觉里存在，作为白颜色存在，但我你怎么知道它在我的感觉之外也存在呢？你说，你摸一摸就知道它是硬梆梆的客观存在，可是坚硬仍然是一种感觉，是我的触觉，如此类推，我确切能知道的，只是感觉，而不是感觉之外的存在。到了休谟就更进一步，他说不但外部世界的存在很可疑，而且我的自我也很可疑，因为讲到自我，其实只有我现在的感受，我前一刻的感受，我下一刻的感受，你没办法说这些感受都属于同一个我，就像你不能说白和硬都属于一块客观存在的石头。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贝克莱的哲学是“doesn’t matter” （不要紧），休谟的哲学是“no mind”（别在意），贝克莱否定了物质、matter，否定了外部实在，休谟又否定了心灵的实在，否定了mind。两样的否定了，所以什么都无所谓了，都用不着在意了。当然这些复杂的理论这样讲有点简单化了，不过我们现在不是上哲学讨论课，只讲个大概就行了。

　　

　　总而言之，这种思想传到了德国，康德大吃一惊。他自己说，休谟把他从独断论中唤醒了。和休谟那些奇思怪想相比，沃尔夫哲学真可谓死气沉沉。上边有个上帝，下边有个世界，上帝和世界都很有条理，于是人也要多讲理性，多守道德。就是教科书那一套。就像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那样，唯物唯心两大阵营，辩证法三大规律，毫无生气。相比之下，休谟他们的思想颇有点“后现代”气息——你们想想：物质也没了，心灵也没了，什么都无所谓了。康德是在沃尔夫传统里长大的，可以设想休谟那一路的思想对他的震动。

　　

　　康德很受震动。但他是个很沉得住气的人，他接过了休谟的挑战，年复一年思考、工作，直到他将近60岁的时候，才写出《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他又作了很大的修改，好几年后又出了一个改动很大的第二版。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康德是这样解决休谟难题的：现象内容本身，的确像休谟说的那样，没有普遍性和统一性。然而，我们所能感知的现象，从来都是已经具有形式的现象，这些形式包括空间、时间、因果必然性等等。这些形式是属于主体的。法则不是自然加于理性的，而是理性加于自然的，这就把常识性的看法倒转过来了，就像哥白尼的日心说那样，因此，康德自称他在哲学中完成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体系的确既恢弘又精细，不过他也遗留下了重大的困难。一个困难是，尚不具有形式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康德叫它“物自身”，按定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物自身是什么样子的。然而，既然我们对物自身一无所知，我们为什么要承认它的存在呢？后世的新康德学派主要从这个困难入手尝试发展康德哲学。另一个困难是，认知形式属于主体，那么是属于你的主体还是我的主体？费希特和谢林主要是沿这条线路来发展康德思想的，在他们那里，小我和大我这些“自我”概念成为思辩的首要课题。

　　

　　《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候，已是狂飙突进运动后的十年以后，德国在文学和一般性的思想上都有了相当的建树，虽然一时还说不上有世界性的影响，但是它自己已经形成了相当可观的气候，然而，这时还没有出现一个重要的哲学家。《纯粹理性批判》很艰深，一开始没什么人读得很明白，但几年以后，康德的思想受到知识界文化界的重视，特别是受到了席勒的推崇。对抽象的思想，席勒比歌德的兴趣要浓重得多。歌德对德国思辩哲学，特别是后来黑格尔的哲学，一直不大欣赏。歌德虽是说德语的巨人，但他的性格和典型的德意志性格不大一样，德意志那种对绝对的崇敬，那种求深到了有点阴沉的程度，在歌德身上体现得不多。席勒与歌德相反，他喜欢读哲学，自己也写过哲学。康德被整个德国文化界阅读、思考，有席勒的一份影响。

　　

　　一般讲德国古典哲学，顺序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其实谢林比黑格尔晚生几年，但他的哲学比黑格尔早为德国文化界所知，而且从哲学内容的理路来看也可以说是“前黑格尔”的。在同一时期的重要哲学家还有施莱尔马赫（1768-1834），他作为神学家比哲学家更重要些，从前在哲学史里谈得不多。后来海德格尔大行于世，从海德格尔、狄尔泰这一路倒回去，现在谈施莱尔马赫的也很多，把他认作新神学的鼻祖。我们所讲的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讲1781—1831这50年，从一般讲述哲学史的角度，这几个是德国哲学的主要人物，当然，其中康德和黑格尔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特别多，到上世纪末，黑格尔的影响有一大部分转到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那里去了，这个时期德国哲学哲学的主流则是新康德主义，在康德的影响之下。本世纪英美分析哲学逐渐兴盛，他们多半都尊重康德，对黑格尔就坏话说得比较多了。

　　

　　这个场合不可能讨论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细节，我只想谈一谈哲学到了德国，发生了一些什么转变。这里我所讲的哲学，不是把它完全作为义理和逻辑来讲，而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或一种精神形态来讲。

　　

　　我想提这么几点。第一点讲讲理性和启蒙的转变。自从培根、笛卡儿以来，经过斯宾诺莎一直到伏尔泰，狄德罗等，越来越壮大的精神氛围就是启蒙与理性，最后这种精神整个笼罩了欧洲。启蒙与理性一开始是针对中世纪来的，所以，启蒙和理性的内容虽有方方面面，但一个重要部分是宗教宽容。宗教宽容对于欧洲比对于我们来说不知要重要多少，因为在欧洲历史上因为宗教不同而产生的战争与破坏是最最残酷的，比其它破坏都残酷。理性的另一个内容是科学。人们开始用新眼光看待世界，逐渐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可以清楚把握的世界，可以控制的世界。十七世纪最大的观念转变，是人们开始认为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应当改变。这在我们看来也许是自然而然，但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新的思想。多数文化都设想最好的年头是在以前，各种神话都把宇宙描绘成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到青铜时代，到黑铁时代。要么把历史描写成一个堕落的过程，要么像阿拉伯人一样把历史描写成一个循环，要么描写成起起伏伏的过程，哪种文化都不主张人可以大胆地创造出一种新生活，按说，这应当不难想到，但人们以前没产生这种想法，为什么呢，我没想过。人可以进步，这直到17世纪才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想。启蒙学者觉得自己手里掌握着一种东西，这就是理性。我们不必靠传统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自己通过理性能够计算出来，推理出来。这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可以改变自己，靠什么呢？靠学习理性，靠教育。普遍的教育成了近现代最中心的任务。教育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学习传统的结论，而是学习理性，学习方法，学生学到了方法，可以自己求得结论，甚至推演出新的结论来。

　　

　　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差不多同时，英国要略早一点。德国要晚一个世纪，在掀起狂飙突进运动的1770年，法国的les philosophes有些已经去世，有些到了垂暮之年。从性质上说，启蒙运动到了德国也发生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理性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本来欧洲人发展出理性，是用来批判各种各样的传统和偏见的，比如说宗教上的偏见，野蛮的风俗，等等。但是，如果理性具有这样的批判功能，那么它无论从学理上还从历史上都会发展到这一步，那就是追问理性本身的权威从何而来。理性可以质问上帝的权威从哪里来，国王的权威从哪里来，最后它要质问的就是自己的权威从哪里来。这一点经过休谟的怀疑论的工作，到康德手里集其大成。康德的哲学就叫做批判的哲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三个批判。所谓批判的哲学，就是理性开始对自己的权能做一次反省。理性批判的矛头回指到理性本身，启蒙与对启蒙的批判交织在一起。

　　

　　所以，德国的启蒙运动，和从前英法的启蒙运动不完全一样。首先在气氛上，它不象英法启蒙运动那么乐观，它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自身反省。这种反省精神既使得德国哲学特别深刻，也使得德国哲学有几分沉重。而且，理性一旦开始了自我批判，我们就不能保证它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那时候，人们虽然用理性来批判一切，但理性并非只被设想成一种工具，实际上，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所以，即使用理性来批判自身，人们在精神上仍是有依托的。等到理性不再是一种精神力量而只是一种批判工具，反省和自我批判就不一定带来不断更新的健康，结果倒可能是瓦解。不过这是后话，恐怕是德国古典哲学始料不及的。

　　

　　我再讲第二个方面的转变，即科学的发展。到了德国古典时期，各行各业的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化学突飞猛进。1809年洪堡特创立了柏林大学，改变了传统德国大学的保守作法，引进了更为现代化的学科和研究方法。有点像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对课程等等的改变。德国的科学研究可说是后生可畏，本来大大落后于英法等国，但几十年后就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但是，德国的启蒙运动却一开始出就对科学有一种怀疑。这种怀疑和理性的自我批评有关，但此外和德国人的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和有机主义也有关系。科学把生活中的事物和我们的心灵隔开，把它变成赤裸裸的物质，然后再分解成为质量、力、空间等一些数量加以计算。这让德国的思想家感到忧虑。我记得歌德和席勒本来关系不大融洽，他们成为亲密友人的机缘是一个科学会议，散会时在门口见到了，歌德话在嘴边，立刻对席勒讲起了他对科学的担忧，批评自然科学正把自然象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最后什么都不会剩下。席勒积极地响应歌德的批评，两个人就在街上来回走了好几个小时，谈得很投机很忘我，从前暗中的隔阂一下子消失了。歌德本人酷爱科学研究，甚至做出了一点成绩。后来的浪漫主义者对科学还有更进一步的抨击。对于自然科学的警惕，在德国哲学中一路都可以看到，一直到后来的海德格尔这些人，英法在这个方面，至少在那个年代，不是很明显。

　　

　　就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来说，还有另外一层变化。十七世纪时或者再早一点，哲学家和科学家基本不分，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他们是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也是最重要的科学家或数学家。读到笛卡尔他们关于真空和媒质的旋涡运动的争论，或牛顿和莱布尼兹关于极限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科学和思辩还不能完全分开，和常识性的思考或谓“自然理解”还连在一起。例如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多半以为它就是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其实在莱布尼兹那里，他同时是要解决物理宇宙理论的一些根本难题，例如，运动停止时动量哪里去了？你不能说动量消失了，因为这样就失去了连续性。那时候的科学讨论和自然理解没有完全分开，经常会使用“自然是连续的”（“自然无飞跃”）、“自然害怕真空”这样的命题来进行推理。微积分两三年时间就发明出来了，但微积分所依赖的无限概念有没有合法性，却讨论了两百年。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习惯了这样的想法：既然科学是有效的，那么它就是对的。这个想法是后世发展出来的，人们最初一直指望科学的进展能获得自然理性的支持。现在，自然科学和自然理解可以说完全脱离开了。只要这个东西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可以预测出来，它就是合法的，至于我们能不能理解大爆炸之前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至于四维空间的旅行是不是可以理解，都已经不是问题了。自然科学完全专业化了，我们普通人不再努力物质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只等着科学技术为我们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产品来就好了。这是本世纪的情况，但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康德对自然科学还有过贡献，他提出星云假说，比拉普拉斯还早，不过他那个假说主要靠思辩，没多少科学证据。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就纯是哲学了，没谁会在其中挖掘自然科学的内容。马克思还有个早年数学手稿，当然对数学毫无贡献，但那个时候哲学家还有那么一点野心去设想通过思辩推进科学，因为他们之前的一两个世纪的确曾经是行得通的。到了我们今天，疯子才会设想通过思辩来从事科学。自然科学的技术程度已经非常之高，你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实验和大量的计算才能提出和证明一种理论，科学已完全成为专家的工作，并且不是一个专家的工作而是一个专家集体的工作。与此相反，哲学思辩仍然是一种强烈的个人性的活动。自然科学和哲学彻底分离，这个对哲学的影响非常大。夸张言之，从前哲学通过真理确定意义，今天哲学直接追问什么是意义，真理被降了一格，因为我们首先要问真理的意义是什么。

　　

　　哲学转变的第三个方面是专业化。这跟上面讲的一条直接连着。自然科学专门化了，哲学也不得不专门化。尤其突出的是，哲学变成了一些教授的职业，这之前不是这样的，培根是个官员，笛卡尔的外部生活像个八旗子弟，当过小军官，要么就闲住在公寓里，斯宾诺莎磨镜片为生，莱布尼兹当图书馆馆长，总之，没有谁是教授。而且在他们都从事科学和数学研究，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数一数二的科学家。法国启蒙运动的那些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同时是诗人、历史学家、法学家。那时候，即使我们不说哲学是种副业，但是绝对不是后来意义上的专业。到了德国，康德已经是个教授，后来所有这些人都是教授，包括特别讨厌教授的像叔本华、尼采，自己仍然短期长期地当过教授。这个职业化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各行各业都在职业化。刚才讲到自然科学的专业化，哲学的专业化是与之相应的。到了我们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候，你已经不能说你是个哲学教授了，只能说是研究西方哲学的，而且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这还太宽，你可能专攻解释学这一支，专“搞“海德格尔，等等。

　　

　　早先，学问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大学，一个是王公贵族的宫廷。但好的学问主要是在宫廷里而不是大学里。文化集中在宫廷里，文人墨客、音乐家、雕塑家、画家都是王公贵族养的，老百姓谁花得起钱请你画“蓬巴尔杜夫人像”？大学里教的多是因循守旧的学问，先进的思想，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稀奇古怪的想法，甚至科学理论和技术发明的构思，往往先在宫廷人物的圈子议论、流传，这些还没有被所有人认可的思想要是拿到大学里教，就成了毒化青少年的自由化了。哲学也是这样，象笛卡尔、莱布尼兹的那些文著，好多就是写给王公贵族特别是写给贵族夫人的，或者由他们资助出版。单就哲学来说，这种情况到了德国就完全变了，最优秀的哲学跑到大学里去了。其间原因很多，只提一条：从表面上看，德国哲学不像从前的哲学那样带有前瞻性，革命性，德国哲学看上去是挺保守的，不像是在闹精神污染。德国古典时期对大学教育的讨论非常之多，形成了一种大学的自我主张，把学问、精神放到大学里，保持自身的独立。蔡元培校长立北大的学说就是从洪堡特当时的主张来的。当然，欧洲的大学对社会都有很大的独立性，不过，由于德国的民间社会和宫廷比起英法等国都落后闭塞得多，德国大学的独立性就格外重要，也格外显眼。

　　

　　哲学成了学院里的工作，产生了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可以从正面去看，也可以从负面去看。这个特点就是，德国的哲学特别深奥。这可能和德语有点关系，但主要和哲学的学院化有关系。深奥的东西需要在学院里学。黑格尔和胡塞尔的文本，你要读懂文本就得五年，一个年轻人必须在学院里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才能设想去读这样深奥的东西。宫廷式的深刻不能是这样子的，那些贵夫人倒是有相当的学养，但她们可没耐心一口气听你讲什么原理讲上三年、五年。德国哲学敞开了一个更深刻的世界，但反过来，它的直接的力量确实就少了，不但比不了苏格拉底和斯多哥学派，而且也不能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斯宾诺莎比。而且，那个深奥晦涩的哲学世界和通常的生活世界是怎样联系的？有人把尼采说成纳粹主义的来源。其实尼采本人不大喜欢德国，这在德国思想家里是很少有的；他也不反犹，他的权力意志和通常的权力欲也差得很远，但把他和纳粹思想连在一起不算全错。这还只讲思想联系，像海德格尔的纳粹牵连，就涉及到本人的经历，他事实上和纳粹有点牵连，这毫无疑问，史实俱在；但这里要问的是他的思想和纳粹主义有没有牵连，若说有，对海德格尔当然不利，但是说没有，也不好——你的思想和你生活中的重大抉择都没关系，那它还和什么有关系？人们有时说，学者坐在书斋里，冷眼旁观外部的世界，会看得比较公平，其实，坐惯了书斋的人，平常不在社会里的人，包括你们大学生，一旦投入政治生活，特别容易激进。倒是那些从事具体工作的人，碰到大事件，态度往往比较温和，因为他从实际生活经历中知道，生活是混杂多端的。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提德国哲学里的民族主义。开始我们讲到莱布尼兹的时候，我介绍了当时欧洲的政治文化格局，那时候哲学是文化人之间的事，不是民族的事。可在德国启蒙运动之初，莱辛等人就已经开始张扬一种叫德意志精神的东西，当时主要表现为向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挑战，反对拉辛、高乃依的形式主义，推崇莎士比亚的实质性——莱辛、赫尔德尔、歌德这些人看来，法国文明有点过度成熟了，德国是初起的文明，形式上不那么完善，但有实质的力量，所以他们越过法国去和莎士比亚套近乎。不过，那时候的气氛，是民族精神的觉醒，不是民族主义。实际上歌德推崇世界主义，康德也是这样。到了费希特那里，哲学才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紧密结合起来。这条线一直传到海德格尔那里。德国和英国、法国是具有同样实力的民族，但是在历史上阴差阳错，它总是落在英法后面，这造成了德国人心理上的一个情结，一个complex，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和这个情结有关。中国人的自我期许和实际上的国际地位相差也很多，也有民族主义过度膨胀的隐患。

　　

　　上面我大致介绍了一下德国古典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讲的，因为我觉得讲康德的先验论、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些都是深思熟虑的，深奥曲折，一两个小时理不清头绪。所以我从文化形态这个比较浅显的角度来讲，现在想听听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德国的哲学对德国人那种强烈的日耳曼意识有什么影响?第二个是现在的德国大学教育与中国的有什么区别？

　　

　　陈：比较起其它民族，德国人似乎更喜欢哲学，德国的普通人也会对深奥的思辩感兴趣。德国的哲学课堂里坐满听众，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而课堂里讲的是极为晦涩的思想。这在别的国家是很难想象的，除非碰上文化热。就此推论，大概可以说德国人受哲学的影响比别的民族要大。说到日尔曼意识，可以提到德国和英法等国的另一个差别，德国首先成为了一个文化大国，然后才成为一个政治强国，或者说，德国首先在文化上统一，然后才在政治上统一。从狂飙突进的1770年到俾斯麦1867年成立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百年中，德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都落在后面，但是德国的文化和科学完全与英法平起平坐，在很多方面更加优越。早在德国实际获得统一之前的60年之前，费希特在他著名的《告德意志人民书》中就宣扬德国的统一，并且宣称哲学观念上的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德国哲学在日耳曼意识的形成上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更没有什么疑问。不过，我还是想重复说，过度的日尔曼民族主义，主要不是思辩的产物，而要从德国民族的历史遭遇来解说。第二个问题我答不好，我没有在德国的大学里呆过。笼统说到德国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区别，那当然要说德国大学享有高度的独立和自由，而且德国的知识分子和教授很有意识地创建大学的独立空间，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另外一点，德国大学教学和研究并重，行政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而在我们的大学里，学生服从教师，教师服从行政。大学首先是个机关，学问不学问是次要的。

　　

　　问：您提到神秘主义，它在理性自我批判过程中的意义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神秘主义对后科学时代德国哲学的意义。

　　

　　陈：我对德国的神秘主义传统没什么研究，只能少答一点。启蒙时代的主流是乐观的唯理主义，这包括强调理性自我批判的德国启蒙时期。通常讲哲学史的把西方哲学分成英美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这么叫会引起某种误解，因为两条线都是唯理主义。所谓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倾向比谁都重，倒是大陆理性主义传统中一直有一点神秘主义。康德限定了理性的作用：理性可以认识现象界，但从无论什么现象都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和道德的必要，这个理性不及的世界，也许可容神秘主义活动于其间，用马克思的话说，“康德为信仰留下了地盘”。不过，在康德那里，虽然不可能通过现象世界来论证上帝和自由，但它们都有实践理性的根据，就此而言，它们仍是由理性设定的。稍晚于康德的哲学家雅科比就是这样批评康德的。在雅科比看来，上帝和自由的实在性可由超感官的内在经验来保证，这里显然包含了某种神秘主义的因素。以后的很多哲学家和浪漫主义思想家也有近似于雅科比的看法，这包括费希特和谢林。费希特认为，我们对神性，对道德源泉，天然有一种直觉，决不亚于我们天然看到红的白的、远的近的这些物理现象。谢林那里的神秘主义因素更重，他晚期的哲学被称作“天启哲学”，一般认为那完全就是神秘主义。但德国古典哲学的主流是唯理主义的，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德国的神秘主义传统来自别的地方，例如Caputo系统地研究过海德格尔的神秘主义，那来自Eckhart。德国的神秘主义传统源远流长，但我没什么研究，无法详谈。我补充一句：神秘主义对过度的唯理主义能起到矫正作用，但它能否成为跟当今的科学主义相抗衡的精神力量，我表示怀疑。

　　

　　问：据我所知，在近代以来哲学发生了两次转折：一次是17世纪开始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离，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文主义成为一个小的精神窗口，没有多大意义。第二个是语言学转换，认为对意识生活的分析也是一种形而上学。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哲学在现代世界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哲学对伦理生活、人生态度还有多大影响。

　　

　　陈：你提的可是个大问题。我想你说的不错，经过一个满长的过程，到了本世纪，人文意义的确与自然科学分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个总体上有意义的世界图象；中世纪欧洲人认为世界是上帝、天使、魔鬼和人居住的地方，中国人以前有三纲五常这样的世界体系，这样的世界体系到了本世纪没有了。我个人认为，哲学从希腊开始以来，一直要使世界在整体上成为可理解的，自然和人生是作为同一个系统具有意义的。但近代科学把自然分离开来加以理解，在一种根本的意义上，这就使自然变得不可理解了，就是说，变得没意义了。面对一个无意义的自然，人生不能单独保持其意义，就像你说的，精神成了一个小窗口，没多大意义。现在需要恢复对世界——包括人生和自然——的整体理解。当然，哲学再也不可能把自然科学的图景包括在本身之内了，它现在要做的工作是描述自然科学怎样建立起了自己的方法，怎样建立起了自己的基本概念，比如时间、空间、力、运动，通过这一类描述，哲学将重新指明自然科学和我们的“自然理解”的联系，——一种理解上的联系而不像现在自然人和科学只剩下物质欲求方面的联系。可以认为语言哲学的兴起为完成这项任务作好了准备。

　　

　　＊这是作者98年11月17日在北大的一次讲演 ，作者对听讲者录音整理的文字作了修订。本文收入《思想的声音——在北大听讲座》，城市出版社，1999。